少年毛澤東的覺醒 

五百年太短，要爭宇宙

一、1910年剛開春，正是播種的時候，湖南和湖北卻下起了連月的暴雨。陰沉沉的天氣中，十七歲的石三伢子從上屋場的家中走出來，去往東茅塘一個老秀才家中拜師。

老秀才毛貽訓教了石三伢子《綱鑒類纂》、《史記》和《漢書》，在短暫的閱讀中，石三伢子產生了對帝國的懵懂認知，但畢竟石三伢子長這么大最遠也才離家八里地，那還是賭氣出走的時候，帝國對他而言，終究是一個觸不可及的概念。

對石三伢子來說，他更熟悉的是自家的販米生意。

石三伢子是湘潭韶山人。明中期以來，就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而湘潭更是湖南米谷的重要產出地?！吨袊ㄠ]地方物產志》里有記下光緒年間湖南不同地區的米谷價格，其中湘潭株洲最高。除了因為湘潭產出高外，還因為這里洋人多。

外國運來的貨物，會在廣東上岸后，先運到湘潭，再從湘潭運往全國各地。英國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會專門制造一批淺水輪，駛往湘潭、長沙等地。中國的蠶絲、茶葉運出國外，也先在湘潭裝箱，然后再運往廣東出口。當時湘潭和廣州之間，商務活動繁忙，陸路肩貨的工人不下十萬人。

石三伢子的父親毛貽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干起了販米的營生。

我們的故事從這里開始。

很多年以后，長大后的石三伢子遇到一個美國人，美國人饒有興致地問起了他的過去，根據他的回憶，他父親毛貽昌年輕時負債累累，后來外出當了幾年兵，回到家后贖買了典當給別人的地，后來又添購了幾畝，家里這才興旺起來。

這世上沒有一筆錢是無根之木，單從這番話里我們就能推測出許多事情來。

翻閱1911年修的族譜可以看到，毛貽昌的祖父毛祖人家住東茅塘，有水田十畝，在生了兩個兒子后，又借債購買了上屋場的茅屋五間半和水田二十二畝。

1883年，毛祖人的兩個兒子分家，毛貽昌的父親毛恩普分到了上屋場的茅屋和水田。但因為這塊地是借錢買的，因此毛恩普在繼承家產時便欠上了債。

1887年，毛恩普身體有恙，讓毛貽昌當了家。而早在1885年，毛貽昌就和湘鄉嫁過來的文七妹成了婚，后人一直以為文七妹是沒有名字的，直到有人在俄羅斯解密檔案中看到毛貽昌另一個兒子填寫的個人履歷表中上寫了母親名叫文素勤。

這也難怪，文家是書香門第，家里有一百四十畝地，家境殷實，文七妹只是排行，閨名總還是有的。

文家之所以會把七妹嫁給毛家，原因只是文家的祖墳在韶山，為了清明祭祖可以落腳，這才在1880年就讓十三歲的文七妹到了毛家，五年后文七妹和十五歲的毛貽昌成婚。

其實早在石三伢子出生之前，文七妹還生了兩個男孩，但不幸都夭折了，也許是身體不好，也許是家里沒錢，總之到了1893年石三伢子出生時，家里負債累累，還有至少四口人要養活：石三伢子的祖父毛恩普、石三伢子的父親毛貽昌、石三伢子的母親文七妹和石三伢子自己。

恐怕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一輩子沒出過韶山的毛貽昌才會下定決心外出找營生。盡管史料并沒有明確記載毛貽昌是什么時候去當的湘軍，但我們仍舊可以從蛛絲馬跡中作一個有趣的推斷：

石三伢子剛出生兩個月就被文七妹帶回了湘鄉娘家。一方面可能是外祖父家比較殷實，對小孩好，更何況已經有兩個孩子夭折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毛貽昌不在家，因此娘兒倆必須回娘家了。

此外，石三伢子的第一個弟弟出生于1896年04月03日，按照常理推測，毛貽昌1895年06月差不多就回韶山了，這和石三伢子后來回憶說父親當了一年多兵是吻合的。

從這個結論往下看，那么毛貽昌在湘軍里都做了些什么事呢？此時距離太平天國覆亡已經過去了二十年，湘軍的實力大不如前，但畢竟整個湖南都有連帶關系，普通農民外出當湘軍也許是最好的謀生辦法。更何況對于韶山沖的毛家來說，當兵從來就不是什么稀罕事。

湘軍是明清帝國岌岌可危時，面對洶涌的起義軍而興起的地方組織，這與消滅了黃巾軍和黃巢而興起的地方組織本質上是一樣的。在曾國藩的熏陶下，湖南人你帶我、我帶他地在血泊中振起。

所以毛貽昌一定是去找熟悉的人參加的湘軍，而對于毛貽昌這樣的人來說，最熟悉的其實就是家鄉人。

盡管考慮到1893年的湘軍已大不如前、甲午戰爭中湘軍戰敗和毛貽昌只當兵一年半的情況，我們仍舊可以大概看出，毛貽昌這次當兵，確鑿地是賺得一筆比較豐厚的資產的。

似乎歷史和命運此刻匯集起來，向石三伢子招手，在歡迎石三伢子來到這個世界。

三、從毛貽昌回來后的動向也能看出，毛貽昌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十五畝水田贖買回來。

這是毛貽昌起家的資本，在很多人沒有土地的情況下，他通過戰場取得了原始積累。

沒有幾年，在1903年，他便將堂弟的七畝水田買了回來，這樣他就有了二十二畝田，家里五口人每年需要三十五石谷，這樣每年就從剩余二十五石變成了剩余五十石。

文家這時肯資助毛貽昌了，一方面給毛貽昌貸款，做起了販米和豬牛的生意，另一方面文七妹哥哥文玉瑞的老丈人趙老板在湘鄉開著一家大商號，也開始和毛貽昌合作起來。

在資金周轉不足的時候，毛貽昌發行了一種叫毛義順堂的票子來代替貨幣，這是原始股票的雛形，于是很快利滾利，毛貽昌家發達起來了。

毛貽昌在這種情況下把目光投向了十四五歲的長子。

長子，石三伢子，十歲那年才回到上屋場，在很可能沒有父親參與的童年生活中度過了整整十年時間，他和父親的隔閡是可想而知的。

那天，石三伢子正美滋滋地看著表哥文運昌給他的書，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石三伢子對這本書里提及的中國概念仍舊一知半解，這時毛貽昌走過來，告訴他，家里的合作伙伴羅合樓有個女兒，叫羅一姑，現在要說給他為親。

石三伢子后來跟美國人回憶時說，我的父母在我十六歲時就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人，不過我并沒有和她一起住過——此后也未有過。我不以她為我的妻子，那時根本也不去想她。

也許石三伢子那時并不曾想過，父親為何要與條件和自家相當的羅家聯姻，也不曾想過父親把一切都花在賺錢上會帶來什么，更重要的，他不曾想過父親的錢是怎么來的。這不重要，因為這時的石三伢子還沒有覺醒。但石三伢子一直會記得一個叫王十姑的女子，那是他的表妹，是他在外公家成長時一塊手拉手的一個小姑娘，這個女子幾乎沒有人知道，直到很多年以后，石三伢子的外孫女孔冬梅采訪常年待在石三伢子身邊的王海容（王十姑哥哥的孫女）時，才從王海容口中得知，老了的石三伢子一見到她就先問十姑的近況。

王海容詢問自己的爺爺后得知。家里給石三伢子和王十姑算了一卦，八字不合，所以注定不能在一起。

那時十姑早已去世。很多年后才得知這個消息的石三伢子嘆了口氣，只說了一句心情不好。

羅一姑和王十姑的事情一定橫亙在他的心里，成為他后來反對包辦婚姻的最原始動力。

而歷史已經徐徐展開了它宏大的一面，從太平天國到甲午戰爭，這一切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這個小小的韶山沖。

歷史用一場暴雨，拉開了序幕。

1910年04月，石三伢子還在私塾讀書，突然看到很多從長沙回到家鄉的米商，也許是出于好奇，也許是出于對自家的關心，他去詢問了緣由，這才知道長沙城出了大亂子。因為1910年的三月份，省城長沙存糧就已經是很危機的局面了

存糧告急之余，因為湖北同時也受了災，并且湖北是湖廣總督衙門所在地，武漢又為九省通衢，湖北的政治、經濟、戰略位置都比湖南更為重要，因此各地搶購湖南的米谷運往湖北。

與此同時，長沙的鄉紳諸如王先謙、葉德輝、楊鞏、孔憲教仍在搶購糧食，可考的葉德輝一家存谷有一萬多石，楊鞏家存有七八千石。

可想而知，湖南的米價節節攀升：湘省從來米價每石恒二三千文上下，光緒三十二年水災，亦不過四千余文。今尚未播種，價已七千以外，實為百數年所未見……不必說災民無力購買，就是一般城鎮居民也有斷炊之虞。

1910年04月11日白天，長沙米價終于突破了每石八千文大關。

住在南門外靠賣水為生的黃貴蓀看到“戴義順”米店標價一升米八十文的時候，嘆了口氣，趕緊去幫工，賺得了六十文工錢，現在不是夏季車水或秋季收獲的時候，拿不到一天百八十文，家里的妻子雖然工錢也能有個四五十個文，可家里還有兩個孩子要照養，重擔只能都押在黃貴蓀身上。好在拿到六十文工錢。

黃貴蓀回到家，湊齊八十文，讓妻子去“戴義順”米店買一升米。沒想到等妻子來到米店時，米價已經漲到八十五文了。

黃貴蓀一家決定跳河。

黃貴蓀一家跳河后，長沙城的熱浪就此起來，一滾接著一滾，終于受災的饑民直接開始搶起了大戶和米店的米。這其中就是有毛貽昌家的一車米。

后來，石三伢子對美國人說，我的父親氣得不得了，但我對他不表同情，同時，他以為村人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不只是他一家，整個韶山沖的毛氏家族也遇到了類似的事情。那時毛氏宗祠里鎖著一百多擔谷，族人毛承文帶領毛家貧苦子孫，請求族長毛祖漸開倉賣糧，毛祖漸非但不同意，還把毛承文捆綁起來，進行毒打，殺一儆百，拒不放糧。

十七歲的石三伢子聽到后，誰也攔不住地跑到了宗祠引經據典地和毛祖漸辯論，自從明初毛家在韶山沖開枝散葉以來，這是破天荒頭一遭。毛祖漸十分生氣，最后以一百多擔谷按平價賣給毛家貧苦子孫的結果妥協了，但毛貽昌由此受到責罰。

毛貽昌不肯再讓石三伢子讀書了，他把石三伢子送去湘潭一家米店當了學徒。

在1983年02月編纂的《湘潭文史資料》里有一篇毛信華的文章，那篇文章里毛信華記下了石三伢子在他祖父毛槐林的寬?？菁Z行當學徒的事情。

根據毛信華的祖父和父親的回憶，石三伢子來到湘潭城里后，心情很低落，“除每日稍事招待客商以外，終日居在樓上讀書習字”，終于有一天，石三伢子留下一首詩，出走了。

那首詩是這么寫的：沙水對沙洲，源源不斷流。人住人腳下，何日待出頭？

四、盡管出走，但石三伢子始終和他們家保持著聯系，很多年后，石三伢子還寫過信給毛信華的父親。

出走的石三伢子，不僅給毛槐林寫了一首詩，也給自己的父親留下了一首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現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1910年夏天，一個米商的兒子望著饑民搶走了自家的米，一動不動；很快他就和族長對著干，逼族長違反族規救濟災民；又很快，他從糧食貿易行里出走，考了一所小學堂。

回到那一天，他看到饑民時，那一刻是雋永的，歷史會著重描寫那一刻。他也許還沒意識到這件事意味著什么，但他只是從樸素的情感上覺察出，有什么地方不對勁了。

是什么地方呢？他突兀地想到了讀過的一句話：嗚呼，中國其將亡矣！

他的自我意識在長沙搶米中逐漸覺醒，他覺得這一切有點陌生，又覺得息息相關，他不再把自己當作一個米商的兒子，而是跳脫出來看自己的父親、看搶米的村民、看自己。

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漫長而混沌的童年時光結束在十七歲那年夏天。那時起，他有了強烈的危機感，有了中國的意識，對于一個連韶山沖都沒走出去過的農民來說，盡管讀過書，這也是不可思議的。

但歷史往往就會在這一系列的偶然中造就出一個必然。

秋天，他考入離韶山五十里的湘鄉縣立東山小學堂，在這里，他讀了《新民叢報》，給自己起了一個字：子任。任是任公，梁任公，梁啟超。

他開始審視自身以外的命運，關于其他人，關于湖南，關于中國，關于中國。

他終究是沖了出去。帶著強烈的自我，沖出了大雨，沖出了毛家，沖出了韶山，沖出了湘潭。

1910年，子任十七歲，他從湘潭的糧食貿易行出走，這是他第一次去湘潭。

1911年，子任十八歲，辛亥革命爆發，他參加了駐長沙的起義新軍第二十五混成協第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了一名列兵，這是他第一次去長沙。

1918年08月19日，他第一次去北京。

而他從哪里來呢？

他的父輩，韶山毛氏的祖先，毛太華，從江西吉安走到云南瀾滄衛（今永勝），再走回湖南湘鄉，毛太華的兒子又來到韶山，在這里生根發芽。他的母輩，文氏，文天祥弟弟過繼給文天祥的后人，文天祥是江西吉安人。

也許他自己都不知道這些，但在1927年10月，他還是會來到吉安，來到吉安的井岡山。

歷史無形中畫了一個圈。

1911年還發生了一件事，當毛貽昌給子任許配的妻子羅一姑于一年前去世后，固執的毛家族長毛祖漸在《湘韶山毛氏三修族譜》一定要寫上“配羅氏，光緒十五年（己丑、1889）九月二十六日丑時生，宣統二年（1910）正月初二寅時卒”的字樣，在他們的眼中，傳統永遠不能改變。

但子任不一樣，他偏要改變。

1921年，他回到了久違的家鄉，在這期間他遇到了一個叫楊昌濟的人，楊昌濟給他推薦了胡潤芝的書，一篇讀罷頭飛雪，他把自己的字從子任改成了——

潤芝。

潤芝在1921年回到家鄉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二弟毛潤蓮把家里的地都給別人種，然后讓二弟毛潤蓮與三弟毛潤菊同自己一道回長沙，準備干革命。

革命革命，先革自家的命。

潤芝說到做到。

1925年那年湖南又有了大災荒，湘潭農民顆粒無收，眼見又要遇到1910年的事，潤芝這次總結了經驗，帶著農民把大地主成胥生準備高價售出的米谷給平糶出售了，取得了增加雇農工資、減輕租額等斗爭的勝利。

他勝利了，從1910年開始觀察到的一切，匯成了大海。

五、潤芝、潤蓮和潤菊雖然同為毛貽昌的兒子，但三人經歷截然不同。

老二潤蓮一直在家務農，幫著父親毛貽昌算賬，一方面養成了謹小慎微的性格，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精于計算的頭腦，潤芝在外的開支，都是他提供的，后來潤芝把他帶出了韶山，他成為蘇維埃國家銀行第一任行長。

老三潤菊很早就跟著潤芝一起來長沙，幾乎沒種過地，算得上是城市長大后的殷實人家孩子，跟著大哥自小就學了很多東西，性子活潑，但也因此頗有些冒冒失失。

再后來潤蓮死在新疆，潤菊死在江西。

但歷史的雋永并不曾停止，它始終散發著有趣的魅力。

也在新疆，有個曾經做過會計的人回到了延安，一生謹慎的他開始干起了經濟的工作，潤芝一直在窯洞里教他哲學；而早在江西時，有四個人因為支持潤芝被打成毛派，其中一個是潤菊，另一個也很是性子活潑。

很多年以后的潤芝始終對這那兩個人報以關懷，也許在某一個瞬間，他想到過自己的兩個弟弟，來自微妙的情感寄托。

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27年。

對潤芝來說，1927年非常重要。

03月05日，潤芝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文章里他正式向家族從理論上開炮。那一刻的他也許會想起十七年前，當自己還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時，是怎么沖出這重重的包圍圈的。

而他也一定會意識到，如果沒有這重重的包圍圈，如果沒有湘軍帶來父親的原始積累，沒有湘潭獨特的地理位置帶來的米市繁榮，沒有那年下的大暴雨，沒有饑民搶走了父親的米，很多事的軌跡都會不一樣。

歷史就是無數個偶然造就的必然。

再往前說，王夫之播下的種，曾經長出過郭嵩燾、左宗棠、胡林翼和譚嗣同，但終有一天會和馬克思一起，培育出一個叫做毛澤東的種子。

毛澤東，字潤之，曾用名子任、潤芝等。

1936年07月，埃德加·斯諾沖破艱難險阻，來到了延安，采訪了毛澤東。毛澤東在回憶自己過往人生時，著重提到了1910年長沙搶米事件，他是這么說的：在這時候，湖南發生一樁影響我的一生的事件。

也許那天晚上也下起了瓢潑大雨。因為根據《西北災荒史》記載，1936年07月延安富縣雹災，08月水災。也許那也是個下著大雨的夜晚，毛澤東向斯諾緩緩道來他的過往，從出生到秋收起義那天，因為從秋收起義開始，他的敘述就不再是“我”，而是“我們”。

秋收起義那天是1927年09月09日。